【品味海州】白虎山卢绍题名与唐代鱼袋
□ 刘 阳
白虎山位于海州城西南100米处，为一孤立的小山包，曾名孤山。因山体含白云母较多，白石嶙嶙，他山皆青，此山独白，形若伏虎，故名白虎山。海拔64.8米，面积200亩。明隆庆《海州志》记：“出州治西南一里，形如虎踞。”清嘉庆《海州志》记：“高三十五丈，周围二里，形如虎踞，淮阳道霍炳改名白璧山，《淮安府志》作白碧山”。
山体岩壁上镌有唐宋元明清各代石刻30多处，其中以记事为主的石刻15块，唐大中十二年一块，北宋三块，南宋金一块，元代两块，明代三块，清代四块。这些石刻大多数因近千年的风雨侵蚀，很多已模糊不清。其中镌刻于唐大中十二年的卢绍题名石刻引起了我的注意，此石刻长83.3厘米，高1.07米，正文8行，全碑实刻字51个。全文：“海州刺史，赐绯鱼袋卢绍，军事判官、前左领侍卫、仓曹参军口口，前军事判官、前太子通事舍人王句、大中十二年正月十七日同登。”
清《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载：卢绍，唐宣宗大中年间任海州刺史。据《唐阙史》记载：“唐左丞相卢渥，轩冕之盛，近代无比，伯仲四人咸居显列。乾符初，母忧服阕。渥自前中书舍人拜陕府观察使。又旬日，其弟绍自前长安令除给事中。又旬日，弟沆自前集贤校理除左拾遗。又旬日，弟沼自畿尉迁监察御史。诏书迭至，士族荣之。”说的是唐朝左丞相卢渥，他的穿戴服饰、乘坐的车子都是豪华无比的。他们弟兄四人的官职也都很显赫。僖宗乾符年初，卢渥因为母亲去世服丧期满后，由中书舍人授陕府观察使。过了十几天，他弟弟卢绍由长安令被任命为给事中，又过十几天，他弟弟卢沆由集贤校理任命为左拾遗。又过十几天，他弟弟卢沼从畿尉升为监察御史。诏书频传，家族很荣耀。
石刻中所提到的“赐绯鱼袋”是唐代官员随身佩戴的鱼符。唐代的鱼符有两种：一种是朝廷遣兵、更换地方长官用的鱼符；一种是官员随身佩戴的鱼符。卢绍所佩戴的鱼符正是其中的第一种。佩戴鱼符之制始于隋文帝开皇年间，但佩戴鱼袋则为唐代始创。
关于鱼袋的最早记载见于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开府仪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职事四品、五品并给随身鱼袋”。根据当时规定，“五品以上随身鱼银袋，以防召命之诈，出内必合之。三品以上金饰袋。”到武则天垂拱年间，都督、刺史始赐鱼袋。天授二年，改佩鱼为佩龟，龟袋分别饰以金、银、铜：三品以上龟袋饰以金，四品以银，五品以铜。中宗神龙元年罢龟袋，依旧式佩鱼袋，嗣王郡王有阶者许佩金鱼袋。景龙年间，令特进（正二品）佩鱼，散官佩鱼自此始。但是员外、试、检校官仍不得佩鱼。景云二年敕文令衣紫者鱼袋以金饰之，衣绯者以银饰之。此后，紫金鱼袋，绯银鱼袋相配成为常例。开元初年，驸马都尉从五品者假紫、金鱼袋，都督、刺史品卑者假绯鱼袋，五品以上检校、试、判官皆佩鱼。开元八年，中书令张嘉贞奏请致仕者佩鱼终身，从此后百官赏绯、紫服，必连同鱼袋一起赐予，一时服朱紫、佩鱼者众多。
关于唐时鱼袋的功用，《新唐书·车服志》卷二四记：“高宗给五品以上随身鱼银袋，以防召命之诈，出内必合之。”这里讲到“出内必合之”当是“合”鱼袋内的鱼符，即出入宫廷时的凭契，而不是鱼袋。唐时的随身鱼符，“以明贵贱，应召命，左二右一，左者进内，右者随身……皆盛以鱼袋。”由于鱼袋以盛鱼符，鱼符与鱼袋的密不可分，所以在不少记述中鱼符与鱼袋经常混同，或者二者被合称，如“佩鱼”，“给鱼”等，而不加区分。由此可见，唐代鱼袋的主要意义大抵有二：一是作为“应召命”的凭契，“以防召命之诈”，鱼袋的这一功能是假借了它所盛装的鱼符的作用而生的；一是“明贵贱”，由于鱼符本身多为铜制，故贵贱尚不分明，鱼袋分品位而赐，且据品位饰以不同的金、银、铜，弥补了鱼符在区分尊卑上的不足。唐制，散官二品、京官文武职事五品以上及都督、刺史皆带鱼袋。国初，其制多阙。丁卯赦书，初许升朝官服绯绿及二十年者，叙赐绯紫，内出鱼袋以赐近臣。自是，内外升朝文武皆带，凡服紫者饰以金，服绯者饰以银，京朝官、幕职、州县官赐绯紫者亦带，亲王、武官、内职将校皆不带。
到了宋代，鱼袋仅仅局限于“明贵贱”的装饰作用。宋以后，佩带鱼袋的制度也就渐渐淡出史籍了，元明清更无佩鱼袋之说。
来源：海州文史资料第九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