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在海州度过三年困难时期
1959年我考入东海师范，正赶上我们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在东海师范上学的三年里，学校想方设法为我们着想，终于度过了困难，这期间没有一个同学因困难而辍学的。有些事，至今还记忆犹新。
三年里，我们的伙食费每个月8元钱，全部由国家拨发。虽然国家当时十分困难，但是这伙食费却从来没断过。在那粮食和蔬菜都特别紧张的年代里，要想吃得好一点，就得另想办法。通过拾菜皮、挖野菜来解决我们的困难，是一个不错的想法。海州有很多菜地，1960年秋天，学校组织同学在海州菜农收割过的菜地中捡拾菜皮。
地里稀稀拉拉地丢下不少菜皮，有的黄了，有的断了，有的被虫子叮得全是洞，有的脏兮兮地全是泥土，我们就把这些烂菜皮都拾了回来。学校里用这些菜皮做菜汤。春天，课外活动或劳动课时我们还到外边挖过野菜。我挖的野菜品种多，数量也不少。记得一个星期天，我们班的同学到南城与海州接壤的地方去摘海英菜。从海州到南城要走七八里路，走到那儿已很疲劳。地里的海英菜稀稀拉拉，摘着摘着，我犯疟疾了，先是怕冷，继而高烧，就躺在野地里。班长王寿全让朱佃荣同学照顾我。待我烧稍微退了一点的时候，决定回校，没有公交车，只能步行。坚持走回学校后，便躺到床上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学生的口粮标准一直是34斤，比市民要高几斤。那时老百姓中有很多人得浮肿病，我的父母当时都得了浮肿病，令人痛心。学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又没有鱼肉，这点粮食根本不够吃。就这样，70%以上还是粗粮，像玉米、高梁、豌豆、地瓜干等，玉米又是粗粮中的细粮。记得那次从南城回来，当晚吃的病号饭就是玉米窝窝头。高梁只能做成稀饭吃，吃了以后，大便都很困难。一天中午，在大礼堂吃饭，是豌豆饼和菜汤。豌豆饼乍吃起来很香，但难以下咽，那种又饿又难以吃下去的滋味，真是很难忘记。学校为了解决同学们吃不饱的问题，还采取按食量重新分配粮食计划的办法，分成几等，男同学中个儿高的，身体壮一些的定得高一点，个儿矮的，瘦弱一些的定得低一点，就这样，大家相互帮持着渡过了最困难的时候。
为克服困难，学校采取了很多措施，改善学生伙食，增强学生体质。当时有些人对伙食不满，对伙房怀疑，学校想出了一个办法，每天抽学生到厨房里进行监督，防止伙房里的工作人员偷工减料，克扣学生。但是学生根本不懂他们有哪些伎俩，又耽误学习，这一做法没有坚持多少时间。学校也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从新沂等地买来不少胡萝卜之类的瓜菜。一天早操时全校同学都到海州火车站去搬运胡萝卜，大家都很兴奋，因为这样可以改善一下生活，有东西可以充饥了。搬运胡萝卜的队伍很长，每个人多少都搬一些，有的扛，有的抬，有的抱，有的背，队伍有一两里路长。1960年秋天，我们全校同学到新坝公社沙杭大队劳动，生产队作为感谢和回报，让同学们把一块山芋地里的山芋叶全部采光，这样一来，第二年春天就有菜吃了。学校早就准备了麻袋，一个班几条麻袋，不用多长时间，麻袋里的山芋叶就装满了。1960年的冬天，特别冷，早饭时，学校采取只喝稀饭不吃干的做法，粥熬得厚厚的，一人可以喝上两大碗，既撑肚子又暖和，真成了《庄子·齐物论》中“狙公赋芧”的故事了。学校里也有菜地，也养猪，每年国庆节，学校都要杀猪，每人可以分上一小碗猪肉，三（2）班的一个同学因其家庭影响不吃带眼的东西，于是学校里炒了一大盘鸡蛋以替代猪肉。这可是令人难忘的事情，看着一小碗猪肉，心中总要泛起很多想法，这时最让人难过的是离家太远，不然，将这些肉留点给自己的父母吃该多好啊！1960年，体育课上的跑、跳等运动内容全部取消，改为做游戏。体育老师景兰亭教我们打太极拳。后来太极拳便取代了早操和体育课上的运动项目。
我班上有一位年龄最小的同学，与我相交甚密。他很聪明机灵，记得他曾抓过麻雀、知了，放在玻璃瓶里，用盐腌制起来。有一次，他把自己的宝贝给我看，并请我品尝，我看了实在不敢动手。但我知道，他对于克服困难是有一套办法的，是能够极快地适应条件、战胜困难的。
60年代初，正是国家经济特别困难时期，国家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1年至1962年两年学校没有招生，全校师生在物质匮乏、条件困难的情况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传统，采取各种措施，终于度过了艰难的岁月。（张树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