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味海州】李邕其人与海州

知悉李邕，先是从他的传世书迹开始的。李邕（678~747），字泰和，江都（今江苏扬州）人。曾任北海郡太守，人称李北海。为人辞烈义迈，刚正不阿，不仅长于诗文，亦工于书法碑颂，文章满天下，碑板照四裔，在潜心取法王羲之、王献之的基础上，加以凝炼发挥，自成一脉，笔势刚劲，气韵沉雄，受到时人推重，在唐代文坛上享有极高的声誉，昔人评谓“右军如龙，北海如象”，并被誉为书中仙手。上至朝廷要员，下至天下寺院，都愿以重金请其题写碑文，“所得润笔之资，积至百万”，成了唐代为数不多的比较富有的书法大家。不仅如此，他“慷慨好义，喜提掖后进，助人解难”，对书学也颇有研究，认为“学我者死，似我者俗”，教育习书者要结合自身实际进行演练，不可一味临摹。李邕生平题写诗文及碑颂甚多，《旧唐书》认为“李邕前后撰碑八百首”，只可惜多已失传，仅有数卷诗文收录在《全唐文》及《全唐诗》中，存世碑刻仅有《麓山寺碑》《云麾将军李思训碑》等，不过，明人辑录的《李北海集》，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李邕的墨宝，这对史学研究者及书法爱好者无疑是个慰藉。近日在网上漫游，无意间看到了传世的《麓山寺碑》和《云麾将军李思训碑》，不禁欣喜若狂而下载，现将有关内容摘要记述。《麓山寺碑》立于唐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现在湖南长沙岳麓公园，行楷书28行，满行56字，碑额阳文篆书“麓山寺碑”四字，是李邕行楷的代表作，笔法挺拔，气势纵横，一如五岳之坚不可撼。黄庭坚评其书曰：“气势豪逸，真复奇崛，所恨功力太深耳。少令功损相半，使子敬复生不过如此。”《云麾将军李思训碑》，全称为《唐故云麾将军右武卫大将军赠秦州都督彭国公谥曰昭公李府君神道并序》，立于唐开元八年（公元720年）六月，行楷书 30行，行70字。此碑书法劲健，凛然有势。明杨慎在《杨升庵集》中云：“李北海书《云麾将军碑》为其第一。其融液屈衍纤徐妍溢一法《兰亭》。但放笔差增其豪，丰体使益其媚，如卢询下朝，风度闲雅，萦辔回策，尽有蕴藉。”二碑均为李邕撰文并书，并称为李邕的书法杰作。老实说，作为文学家和书法家，李邕无疑是成功的。但作为政治家，李邕的仕途并不怎么如意。尽管他幼承家学，聪颖过人，早有文名，并被拜为左拾遗，但不仅未能青云直上，反而屡次遭人诬陷，尝尽了官场的辛酸。先是因张柬之复唐事被贬为富州（今广西昭平）司户参军事。后又在左台殿中侍御史任上行使弹劾之职时，得罪了权臣岑羲，再贬为舍城县（今海南省琼山区）丞。唐玄宗复位后，时运更是不济，虽说起先担任了户部郎中并擢升御史中丞，但不久又因未能取悦宰相姚崇而左迁括州（今浙江丽水东南）司马，在复起担任陈州（州治今河南淮阳）刺史后，因睥睨宰相张说，又遭仇人诬以贪赃枉法而下了大狱。多亏孔璋上表代死营救而免于一死，贬为遵化（今河北省遵化市）尉，后又相继担任括、淄（州治今山东淄川）、滑（州治今河南滑县东）三州刺史和汲郡（州治今河南淇县）、北海（州治今山东益都）二郡太守。“李北海”之称，便是由此得来。天宝六年（747年），因“口蜜腹剑”的恶相李林甫罗织罪名，被昏庸的玄宗下诏杖杀，当了个冤死鬼。上述史料，大多来自《唐史》《扬州市志·人物》《书法》杂志（1986年第6期）和《辞海·李邕》条。从其中记载的李邕生平来看，找不到与古海州的任何关系，但一些野史、稗乘及地方古志显示，李邕不仅出任过海州刺史，还留下了一些与海州相关的墨宝勒石。成书于宋太平兴国年间的《太平广记》确凿无疑地指称李邕任过海州刺史，作为李邕好友的唐代大诗人李白在其《东海有勇妇》一诗中提到了“北海李使君，飞章奏天庭”，诗中的“北海李使君”当指李邕无疑。李邕在其所写的《海州大云寺碑》碑文中也说：“邕来守是邦，偶闻兹事……。”如此看来，李邕出任过海州刺史当是不虚。至于李邕出任海州刺史的时间，据现有史料推测，当在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确切时间还待考证。关于李邕这一时期的活动，李洪甫先生曾进行过较为翔实的考证，他认为，李邕曾游历过海州最大的庙宇、皇家敕建的大云寺等名山古刹和风景名胜，并与住持该寺的新罗人通禅师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于唐开元十一年（723年）将亲眼目睹的情况写成《海州大云寺禅院碑》，并在碑文中记述了通禅师的佛法修养和高洁德行。这篇碑文后来被收入由著名女词人李清照与夫君合纂的《金石录》中。此外李邕在海州期间还留有许多书法杰作，较著名的有《婆罗树碑》和《孔子颜回赞碑》等，其中《婆罗树碑》碑高一尺三寸，百三十八行，行八字，行书，存于淮安府衙。后该碑毁于明隆庆年间，由淮安知府陈文烛依据当地人吴承恩保存的墨榻重新摹勒上石，成为一时名勒，显得弥足珍贵。关于李邕在海州的政绩，可备检索的资料实在不多。《太平广记·李邕》条中多少反映了李邕在海州刺史任上的些许活动。资料显示，李邕在刺史海州期间，偶遇日本国使率五百人、十条船至海州停泊，船上“载珍货数百万”他便将日本客人安置于馆驿，“厚给所须”，但“禁其出入”。午夜时分，李邕下令取走货物，凿沉船只。天亮以后，谎称“昨夜海潮大至，日本国船尽飘失，不知所在。”不明就里的日本国使只好将此奏闻唐朝廷，皇帝敕命李邕再造十艘船，并派水手送日本客人返日。临行前，李邕对水手们面授机宜，令其“便宜从事”。水手们在海上航行数日后，趁日本客人不备“夜尽杀之，遂归”。不知何故，《唐史》本传不言李邕任海州刺史，也不曾收录上述史料。钱大昕在《金石文跋尾》中说，“盖史失之”。笔者推测，这里有“为尊者讳”的意味。所以，在撰写本文时，笔者选用了这段史料，目的就是还历史一个真实。这段史料毕竟出自《太平广记》，该书为北宋朝廷命编的大型类书，时间上距唐代不算太远，加之编者均为皇帝的高级幕僚，采摭、甄别资料自然要方便得多；主编者为北宋的文学大家，在五代时历仕后汉、后周两朝，入宋又累官右仆射、中书侍郎平章事、文明殿学士，相继参与编纂《旧五代史》并主编过《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卷帙浩繁的典籍，其丰富的阅历及严谨的治学精神自然会使其在史料的选择上慎之又慎；从“做官循谨小心、不以赫赫自称、而性情和厚，好宾客”等评述来看，其口碑还是不错的；尤其重要的是李邕又任过海州刺史，也算是朝廷命官，史籍有载，地志有述，事情又涉及唐代朝廷，其可靠程度可见一斑。只录过失，不计其功，对李邕来说，显然有失公允。李邕一生，曾多次提掖后进、助人解难，有轻财好施的善举，在抢功诿过的封建时代的官吏中也是难能可贵的。但就其谋财害命这件事来说，他又是令人气愤和不可饶恕的。但毕竟瑕不掩瑜，总体而言，他的功绩还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善与恶、美与丑集于一身，也许就是人无完人的最好诠释。等到以后有了史料，再行补足，以便还这位封疆大吏一个完整丰满的形象，从而弥补正史的不足。这无论对地情工作者还是李邕本人都是一个福音。

来源：海州文史资料第五辑